一百个栗子 @[email protected]

一种扣帽子技术：
军队抢劫老百姓，好像在任何时候都不奇怪，于是往往也不被看成什么了不得的大事。Hoche就遇到了一次，Moselle军里有百十来个人抢了一些妇女和老年人的财物。
Hoche立刻通告全军，说这种行为极为可耻，不仅仅是损害人民利益，而且是在危害共和国，“你们把老百姓抢到只剩下眼泪了，共和国找谁收税去？”谁这么干了，谁就是共和国的敌人。然后，下令马上搜查，抢来的东西统统都得搜出来，谁抢劫了送谁上军事法庭。
人法一共的军队动辄忍饥挨饿，还能把仗打赢了，这种扣帽子理念大约是很重要的。

某一天注意到，有位名叫安德烈·杜蒙的公民写信给CSP请假，结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从CSP收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就很好奇他究竟有没有休成假。
随便查了查，发现了一个罗老师相似形……
他是1793年7月底到索姆省当特派员的。他初次请假的对象是国民公会，但10月6日，圣鞠斯特代表CSP派他去南锡，他8日回信，表示身体不好，去不了。12日，圣鞠回信，说既然去不了就回来吧，请假的事国民公会应该不会不批。但实际上，国民公会还真的没批，反而把他派到了瓦兹省。从通信的日期看，10月16号，他已经在瓦兹省了。接下来，11月4日，罗老师派他去找阴谋。
杜蒙后来成了热月党，相当积极的那种。热月九日当天，罗老师当众求死，杜蒙高喊：“你该死一千次！”此外，他还指责罗弟弟贪污腐败。但从个人兴趣看来，其实他和罗老师应该挺投缘。他先前主张判处国王死刑，是这么说的：“把国王看成公民是给他体面，而搞阴谋的公民就该砍了。”督军期间他给国民公会多次写信，其中说：“阴谋每时每刻都在揭露。”“每天都在揭发阴谋，抓的人越多，我发现的罪犯就越多。”他说“阴谋”，有时用conspiration，有时用complot，别的不知还有没有，总之，他很爱找阴谋。10月17号，他干脆告诉国民公会：我已经一个月没找到贵族和阴谋家了，但是我把他们的小金库给找到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所以说，罗老师很有知人之明。这样的人，就该去找阴谋。
他的另一个特色是话多。且不说督军时写了多少信，公务信件，要是言简意赅，多些也罢。然而，他在1793年9月的一封信显然是把绿厅全集的编者惹得受不了了。编者说：这位公民写的信，我们往往是给出全文，因为挺有意思，但这一封过于啰嗦冗长，就只是解释一下好了。而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他在索姆省的民众集会上长篇大论讲了两个小时。
这要不是罗老师，那什么才是罗老师。
这位公民督军时的两任搭档也挺有意思。在索姆省时是Joseph Le Bon，知名的屠夫，后来被杜蒙给清算了。在瓦兹省时是Levasseur。这位是谁呢？是法革圈的第一文手太太，写过自己和圣鞠的文、和卡诺的文。当时没有AO3供太太发文，可惜了。

雨果几次在《悲惨世界》里说安灼拉像圣鞠斯特，而圣鞠斯特时常被称为“死亡的大天使”，于是也时不时有人把这名号给安灼拉扣上。
但别说安灼拉了，就算圣鞠斯特本尊，“死亡大天使”也只是法革之后若干年才出现的市井传说。雨果写《悲惨世界》的时间和法革有距离，但不是太远，所以雨果眼中的圣鞠斯特可能更接近法革当时人的看法。
而且，雨果对圣鞠斯特可能有相当直接的了解方式。
1851年，拿破仑三世修宪、延长总统任期，为短短一年之后称帝铺平了道路。雨果怒而挥笔，写下了精彩的檄文，号召人民起义，反抗这种践踏共和国宪法的行为，并成立了一个反抗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除了雨果，还有卡诺家的伊波利特。
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委员会中有人死在了街垒上，雨果也险些被杀，被迫流亡。伊波利特大约在此事中不太显眼，没有受到太直接的打击，但也因为拒绝效忠拿破仑三世，多年无法从政。
不太清楚雨果和伊波利特的交情到底有多深，但一起搞了场小规模革命的人，大约不能算泛泛之交。何况，他们还有过通信。
所以，关于圣鞠斯特，说不定伊波利特跟雨果讲过一些。而安灼拉也恰恰是在雨果流亡之后的修改版中才越来越明显地有了圣鞠斯特的影子。
伊波利特他老爹是怎么评价圣鞠斯特的呢？简而言之：烦人，蠢，狂得没边，但聪明伶俐，是个宝贝。
另外，鉴于卡诺家保留了圣鞠斯特一份错别字连篇的手稿，伊波利特还从巴雷尔那里看到了圣鞠斯特算数错到离谱的笔记，说不定伊波利特对圣鞠斯特的看法还得加上“是个文盲”。
伊波利特和勒巴的儿子小菲利普、给罗伯斯庇尔办过不少事的小于连也有交情。革二代们（小于连的老爹是国民公会代表，小于连本人虽然参与了法革，但岁数太小，不是代表，所以也勉强把他算成革二代）合作著书立说的时候，文化界的雨果也说不定曾经出现在他们的交际圈里。小菲利普对圣鞠斯特印象非常好，因为他妈妈说圣鞠斯特善良细心还是个文艺标兵。小于连仿佛没直接评价过圣鞠斯特，但他认识没几天就给圣鞠斯特写信说“我心口疼眼睛疼要累死了嘤嘤嘤”。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雨果心中的圣鞠斯特大致是个什么形象……就此还可以推测一下，雨果给安灼拉的人设到底是什么。

（一）
庭长：根据指控，您待在那座街垒后面，而且开了火。
罗西纽尔：不是的，先生，我没开过火。我在街垒上，这没错，但我是被逼的。不管怎么样，我在那里总得起点儿什么作用吧。
庭长：起什么作用？指挥作用吗？
罗西纽尔：不，先生。
庭长：这里有您写的一封信，信中您骄傲地承认，您就是指挥了街垒。
罗西纽尔：就这么从信里截出三言两语可不行，读信得读完全文啊。
庭长：等到听取证人陈述的时候再读吧。

（二）
庭长：让那，您认得罗西纽尔吗？
让那：认得，先生。
庭长：6月5日，你们都在送葬的队伍里，是不是？
让那：是的，先生。
庭长：回去的路上，您喊了“武装起来”，对不对？
让那：对，别的国民自卫军也都喊了。
庭长：五点钟的时候，您是不是在圣美里街口？
让那：是，还拿着我从家里取来的枪。
庭长：您去建了街垒？
让那：是的。……
……
庭长：您一整夜部待在街垒后面，对不对？
让那：对，我还开了枪。
庭长：您是不是分发过子弹？
让那：发过，子弹缺了，我就发给大家。
庭长：第二天您是不是开火开了一整天？
让那：是一整天。

（三）
庭长：穆菜持，您是在圣马丁街32号被捕的吧？
穆莱特：我是在30号被捕的。
庭长：您这可就错了，控诉书上又没指控您是在那里被捕的。6日一整天，那幢房子里一直在开枪，打死了好多人。您在那里干什么？
穆莱特：街上都在开枪，子弹飞来飞去，我就退到30号房子里去了。
庭长：您的手和右半边脸都被火药熏黑了，是不是？
穆莱特：不是，我身上脏，是因为别人把我拖到街上去了。
庭长：您的衣袋里有火药吧 ？
穆莱特：是的。我进了30号房子，他们硬叫我坐到一张桌子面前造子弹，我就看着，没动手。

（四）
庭长：布吕奈，您是在30号房子里被捕的？
布吕奈：不是，先生，我被捕的地方离那里远着呢。
庭长：您藏到壁炉里去了？
布吕奈：是啊。
庭长：您有一支枪，用来开火？
布吕奈：我没枪。
庭长：您嘴上有火药的痕迹，对不对？
布吕奈：我的脸是被木炭弄脏的。谁从壁炉里出来也白不了啊。
……
庭长：您躲到那栋房子的壁炉里是想干什么？
布吕奈：因为我害怕。

（五）
庭长：您是在圣美里街48号被捕的？
科尼洛：我也不知道那是几号，出了30号房子之后，我是从屋顶进去的。
……
庭长：您手上沾了火药？
科尼洛：爬房顶的时候到处都要抓，手肯定会脏啊。

（六）
庭长：杜米讷雷，您是在圣美里街48号被捕的吧？
杜米讷雷：是的，我是到那里躲子弹的。
……
庭长：您的脸上和手上都沾了火药？
杜米讷雷：士兵们都气坏了，他们看哪里都是火药。
庭长：您没有武器吗？
杜米讷雷：没有，先生。
庭长：那您到这一片区域干什么来了？
杜米讷雷：我好奇啊。

现在有必要提醒欧洲各国政府注意一桩事实，这事实看上去太小了点，乃至于各国政府仿佛都没看见。这桩事实是这样的：有人谋杀一个民族。在哪？在欧洲。有人证吗？有一个，全世界。政府看到了吗？没有。
各国之上都有着某些低于国家的东西，那就是政府。在某些时刻，这样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文明在于人民，野蛮在于政府。这份野蛮是必须的吗？不是，这只是职业性的。人类懂得的事，政府不懂。因为政府看见的一切，通过的全是近视眼，也就是行政的理由；而人类看待事物用的是另一只眼——良知。
我们这就要告诉欧洲各国政府一件事，惹得它们大吃一惊，那就是罪行就是罪行，不能再允许一个政府比一个个人更有权充当凶手；那就是欧洲得负连带责任，一切发生在欧洲的事都是欧洲做下的；那就是如果还存在一个禽兽政府，那它就得被看作禽兽；那就是此时此刻，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眼前，有人屠杀、纵火、劫掠、灭绝，割断父母的喉咙，贩卖他们幼小的儿女；那就是遇到年纪太小、卖不出去的孩子，人家就用马刀把他们劈成两半；那就是一家家人被烧死在他们的房子里；那就是某座城市，比如巴拉克，几小时内人口就从九千减少到一千三；那就是一座座公墓都塞满了尸首，埋不过来，故而生者待死者以屠杀，死者报生者以瘟疫，这是活该；我们要告诉欧洲各国政府，有人为了在母腹中杀死孩子就剖开了孕妇，广场上成堆的女人骸骨还有被开肠破肚的痕迹，狗在街上啃噬被强奸的少女的颅骨，这全都极其恐怖，而只要欧洲各国政府动上一动就足以制止一切，犯下滔天大罪的野蛮人使人害怕，听任他们犯下罪行的文明人则令人恐怖。
是该提高嗓门的时候了。普天之下怒火翻腾。有的时候，人类的良知发了话，还责令政府倾听。
政府含糊作答。这样的结结巴巴，他们早已试用过了。他们说：夸大其词了。
是，是夸大其词了。巴拉克这座城不是在几小时内被消灭的，而是几天；有人说烧掉了两百座村庄，其实只有九十九座；你们称作瘟疫的东西，无非是斑疹伤寒罢了；才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被强奸了，所有的女孩都被卖掉了，有那么几个逃跑了。有人阉割了囚犯，但其实还把他们的脑袋砍了下来，这是把事实说得小了；那个孩子据说是被从一根梭镖丢向了另一根梭镖，实际上只给戳在了一把刺刀的尖上，明明只有一把，你们却说是两把，你们给夸大了一倍；等等，等等，等等。
再说了，这些人民干吗要反抗呢？这帮人怎么就不肯像一群牲畜似的任人支配呢？为什么？……等等。
这遮遮掩掩的样子加剧了恐怖。对着公众的义愤百般挑剔，没有比这更卑鄙的了。欲求缓和，反而加重了愤怒。这是滑头在替野蛮辩护，是拜占庭饶恕了伊斯坦布尔。
让我们对事物直呼其名。在人称邦迪森林或者黑森林的偏僻之处杀死一个人是罪恶，在人称“外交”的另一座森林里的偏僻之处杀死一个民族同样是罪恶。
更大的罪恶。就这么回事。
罪过越大，反而越小，是吗？唉，这正是历史的古老法则！杀上六个人，您就是连环杀手特罗普曼；杀上六十万，您就是凯撒。凶残如魔鬼，就能被人接受。几项证据：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被罗马祝福，龙骑兵迫害新教徒被博须埃歌颂，十二月二日的称帝被欧洲礼敬。
然而，该是新法律接替旧法律的时候了。无论黑夜有多么黑暗，地平线上都终将露出白色。
是啊，夜是黑的，鬼魂在那里重生。庇护九世的《当代错误学说汇编》之后就是《古兰经》；从一部《圣经》到另一部《圣经》，我们亲如弟兄，“紧握双手”；教廷之后又耸立起土耳其苏丹的宫廷。有人给了我们几片黑暗，让我们选上一片。看到罗马为我们奉上了中世纪，土耳其认为它也可给给我们一个它自己的中世纪。
于是就有了发生在塞尔维亚的事。
到哪一步才能停下？
什么时候终结这个英勇的小国家承受的牺牲？
是时候了，文明之中应当生长出一项庄严的禁令，禁止事态更进一步。
禁止罪行更进一步，我们，各国人民，我们向政府下令。
可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忘了，还有些‘问题’。”谋杀一个人是罪行，谋杀一个民族是“问题”。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问题，俄国有君士坦丁堡问题，英国有印度问题，法国有普鲁士问题，普鲁士有法国问题。
我们答道：
人类也有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它比印度、英国和俄国都要大，这个问题是，小小的孩子在母亲腹中。
用人的问题代替政治问题。
一切的未来都在这里。
这么说吧，无论人怎么做，未来都会来。一切为未来服务，哪怕是罪恶。可怕的服务者。
发生在塞尔维亚的事证明，有必要成立欧罗巴合众国。用团结的人民，去接替不和的政府。我们要了结杀人无数的帝国，我们要钳制狂热与专制。摧毁替迷信充当仆从的长剑，还有拳头里紧握着马刀的教条。再不要战争，再不要残杀，再不要屠戮；自由的思想，自由的交流，还有博爱。和平就那么难吗？欧洲共和国，大陆联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政治现实。推论确认了这一点，现实中的事件也是一样。所有的哲学家一致认为，这项现实必不可少，而今天，刽子手们又做出了示范，为哲学家们添上一项论证。野蛮以自己的形式，确切地说，是以自己的可怕，为文明作证。艾哈迈德-帕沙签署了进步的文书。塞尔维亚发生的暴行打消了一切的疑问，欧洲必须拥有一个欧洲的国籍，有统一的政府，有出于友爱的广泛调停，民主和欧洲和平共处，所有的姐妹国家把巴黎当作城邦和首府，也就是说，自由把光明当作首都。一言以蔽之，欧罗巴合众国。这就是目的，这就是港口。昨日还仅仅是真理，多亏了在塞尔维亚作恶的刽子手，今天，这成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了思想家，再添上杀人犯。昔日提供证据的是天才，而现在是妖魔。
未来是被恶虎拖来的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