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媒体的采访里有一个印象，在参政党的支持人群里，全职主妇或者打短工的主妇为数不少。他们很多当然是经济上不宽裕，同时还有一个主流媒体忽略的细节：这些主妇往往一开始不关心政治，但是在智能手机和SNS、短视频APP普及后，刷手机消磨时间中，有意无意地接触了大量充斥着阴谋论和杜撰内容的信息，然后开始变得不安，为自己也为孩子，于是这才关注起政治来。而在所有的政党里面，只有参政党会谈论这些内容：疫苗阴谋、新自由主义阴谋、全球化阴谋、外国人侵蚀占领日本阴谋等等。

去年去过平野雨龙和东京都反对外国人政策的集会，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年轻人并不多，三十代到五十代的人，是来参加集会的主要人群。而这个年龄带，和就业冰河期时代，几乎完全重合。事实上去年的很多采访和调查，也印证了类似的观察。这部分人，同样是在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大力支持高市内阁的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90年代初中期到2000年代初中期，被称为就业冰河期。这个期间的日本失业率陡升，首次进入就业市场的“新卒”中，非正规（非正社员，包括派遣、短工等）就职比例迅速增加。就职冰河期世代的正规就职率要比其他世代平均少10%-20%。如果一个是出生在80年代中期，正好在就职冰河期进入劳动市场，然后没能拥有固定工作，那么在他现在进入40代的时候，他的年收可能只有200万日元，而拥有固定职位的40代人的年收可达550万。这种差异是惊人的。之前看到过一篇对参政党支持者的采访，对方坦诚自己有发泄不满情绪的成分，记者诘问这样是不是对外国人不公平时，采访对象陷入了沉默不语。

之所以要提去年的参议院选举，因为它是民意变化的一次预演。参政党旋风后，自民党总裁选，高市早苗在竞选演讲中大谈“奈良踢鹿”，已经暗示她的方针是“打不过就加入”。

回到此次众议院选举。本次选举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年轻人对高市早苗爆发出了强烈的支持与喜爱。20代比30代更喜欢高市，10代比20代的喜欢还要更胜一筹。为什么呢？独立媒体ABEMA在自己的节目里采访了很多年轻人，追寻高市早苗受欢迎理由。年轻人给出的理由是：（1）“她好像可以为我们做点什么”（やってくれそう）。这是年轻人的普遍观感。“投给在野党，也感觉他们改变不了什么，还是投给高市早苗的自民党吧。”（2）“高市在大学生中间很受欢迎，因为以前首相都是念官僚递过来的准备好的稿子，但是高市不同，她可以斩钉截铁地用自己的语言阐释政策，并且施行。”（吊诡的是，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质询答辩时言及“台湾有事”，就是没有理会官僚在答辩稿上写的“不要提台湾”的提醒，而擅自发挥的结果。现在却意外成就了其强硬的日本撒切尔夫人形象）。

还有年轻人说自己平时常看YouTube，经常会刷到高市早苗的竞选广告，她的强硬形象和口号（“让日本富强”）带来了好感。主持人追问：“这些可都是宣传呀？！”，这位年轻人讪笑着好像还不太明白“宣传（Propaganda）”意味着什么。高市早苗为自民党拍摄的众议院选举视频，在不到10天内浏览量就破亿，成为了“民意支持高市”的佐证，被广为传播。事实上花钱投流在其中功不可没。高市在2月8日投票的前一天，录了最后一支影片，上传YouTube后，有网友发现浏览只有五千多的情况下，点赞居然超过了一万。这都说明了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的钞能力。

再就是年轻人把支持政治人物，看成是类似饭圈文化中的应援打Call（推し活）一样。特别是二十代三十代的人，作为互联网、SNS原住民，对待公共事务，比如选举的态度与做法，是他们在SNS世界里做法的扩展与延伸。自我的、私人的、虚拟的世界是主体世界，偶尔将眼光瞥向现实世界时，高市早苗通过TikTok、YouTube、Instagram、X、Line等成为了他们的应援对象。而这种情绪可以形成潮流，并且相互传染，“你也支持高市？我也是！”，在这样的节日氛围（お祭り）中，人们希望把自己的应援对象送上聚光灯的最中心、金字塔的最顶端！而在这种应援打Call的氛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对于高市早苗个人和高市内阁有着特别的，来自性别上的支持。《朝日新闻》在选后对广岛市的自民党支持者200人进行了采访，其中30位女性在面对记者的镜头时，最先阐述的支持理由是：“同为女性我要应援她”“首位女性首相希望她加油”“意识到了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所以支持她”等等。

与饭圈文化中的应援打Call（推し活）相得益彰的，是现代SNS世界中的浏览量创富逻辑。大量的图文内容、视频内容被生产出来，浏览量越多收益越大，而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打开手机摄像头就可以零成本生产情绪化的内容，点击发布按钮就可以零成本地传播勾人心弦的影像，传统媒体的内容进入到这样的内容池里，就像不会跳舞的中学生误入大学生舞会一样被挤来挤去，不被待见。2011年的时候，日本智能终端用户只有955万，日本推特（X）的月活人数只有670万。而到了2024年，日本的智能终端数已经突破2亿2千万，推特（X）的月活人数整整增长了10倍，达到6700万。同一时期YouTube的月活也超过7000万，而2024年日本的总人口只有1亿2400万，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与接受方式早已天翻地覆，这种革命式的变化带来的效应，也终于反映到政治选举中。

在推特（X）上谈论外国人不遵守日本法律或者习俗、外国人交通肇事，或者抨击留学生挤占日本财政，这样的帖子可以轻松带来超过百万的浏览量，而认真讨论更重要社会议题（经济、财政、税收、利率等）的内容确法乏人问津。生产与传播耸人听闻的内容几乎没有成本，然后它带来的流量可以为始作俑者带来丰厚收益的时候，可以想象舆论场、以及人们的认知会被歪曲带偏成什么样子。前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在日本最大的自由职业匹配平台CrowdWorks上有人在招募制作“嫌中”视频的工作，总计有14个这样的招募，数据显示有30余人完成了相关契约工作。至于是谁以什么样的目的在制作这样的视频，外人无从知晓，但是情绪和生意相结合时，理性就被淹没了。

这个时候，公金作弊议员无所谓，统一教会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无所谓，没有物价飞涨对策无所谓，财政纪律松弛带来日元贬值无所谓，总之在没有对一个一个具体的政策议题，进行任何有效的讨论—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讨论—的情况下，人们像过节一样喊着“高市、高市”，然后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候选人。这种情绪驱动（emotion-driven）而非议题驱动（issue-driven）的投票行为，着实让人不安。

看见很多人（包括学者在内）说，这次选举结果反映了日本民主或者日本选民的“劣化”。笔者觉得这个帽子扣得过于道德高地，也有失偏颇。我们需要直面的是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扩散手段的剧烈变化，以及年轻人对于公共事务（比如选举）的体感变化。此次众议院选举，首次参选的“团队未来”，在只有2085名党员的情况下，居然有11位候选人当选。他们的党首也是著名的AI工程师、Youtuber安野贵博说，民主制度是在完全没有互联网、没有SNS的环境中被建立起来的，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他希望传统政党正视媒体与舆论环境的剧烈变迁，在新环境下从事政治工作。

当然类似的现象不光出现在日本，最近中国著名的意见领袖罗翔老师，清空了所有的微博，然后在B站发布了一个短视频，谈及“当前的传播规律是一个‘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关心真相，更关注情绪的满足，在这个时代共同的客观真理标准已经消失”“当我们放弃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把权力让给了那些拥有财富和魅力、创造奇观来取代真理的人”。这段言论可能可以解释罗翔清空微博的初衷——因为他自己发布的微博内容的解释权，在这个时代已经被拥有智能终端的观众们抢走了。

https://x.com/majiajia_/status/202143241460265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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